物业服务合同履行中，物业企业与业主大会就公共设施电费的承担、结算及收益归属争议频发，此类纠纷因涉及“包干制物业服务”费用边界、第三方电费支付协议效力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适用而复杂。本文以甲公司（原物业企业）诉乙业主大会（原业主大会）、李某（原业主大会负责人）、王某（原业主大会成员）不当得利案为研究对象——甲公司主张“垫付基站电费但乙业主大会收运营商电费未返还”，乙业主大会以“有合同依据收款、已补偿损失”抗辩。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九百八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，认定乙业主大会收款有法律依据、甲公司无实际损失，驳回原告诉求。
本案典型意义在于：明确“包干制物业服务”下业主大会与第三方电费协议的合法性边界；细化不当得利“无法律依据取得利益”“受损失事实存在”的司法认定标准；厘清业主大会独立民事主体责任，否定成员列为共同被告的合理性，为同类纠纷提供裁判参考，对物业与业主大会合规操作具指导价值。
甲公司与乙业主大会先后签订三份《某地住宅物业服务合同》，服务期分别为2016年1月1日-2017年12月21日、2018年1月1日-2019年12月31日、2020年1月1日-2021年12月31日。合同约定物业管理服务费采用包干制，甲公司负责小区房屋共用部位、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管理，含公共设施电费垫付。
2017年8月5日，乙业主大会（甲方）与丙公司（通信运营商，乙方）签订《供、用电单位电费缴纳协议》，约定丙公司按1.1元/度（含电损、变损、线损）向乙业主大会支付基站电费，按年转账结算。协议履行至2020年，丙公司分三次转账合计252959.35元（2016年12月27日160000元、2019年12月27日29137.35元、2020年11月30日63822元）。
自2016年1月起，甲公司按0.515元/度垫付基站电费。乙业主大会主张已支付2016-2020年电费135000元，提交证据：一是甲公司开具的三张收据（2017年30000元、2019年25000元、2020年25000元，合计80000元）；二是王某名下银行取款记录（2017年7月8日30000元、2018年1月30日35000元），主张对应未留收据的2016年、2018年电费55000元。甲公司否认收款，称收据款项为“物业管理费补贴”，但未提交“补贴约定”证据。
2021年10月8日，甲公司（丙方）、乙业主大会（甲方）、丙公司（乙方）签订《供、用电单位电费缴纳协议变更协议》，约定自2021年10月15日起，丙公司基站供电单位变更为甲公司，电费由甲公司收取开票；三方需结清此前电费，结清后无债权债务纠纷。
2024年2月，甲公司先以丙公司为被告、乙业主大会为第三人提不当得利诉讼，要求丙公司返还电费，法院驳回（判决已生效）。后甲公司再次起诉，要求乙业主大会返还电费237658.4元及利息，李某、王某承担连带返还责任。乙业主大会及二人以“无法律依据取得利益不成立、甲公司无损失、诉求超时效、个人非适格被告”抗辩。
本案核心法律争议焦点围绕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及被告主体适格性，具体为：
1.乙业主大会依据与丙公司的协议收取电费，是否符合不当得利“无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”要件？
2.甲公司垫付电费后，是否因乙业主大会收款存在“受损失”事实？
3.甲公司主张返还电费的诉求，是否超过《民法典》规定的诉讼时效？
4.李某、王某是否为适格被告，需承担连带返还责任？
法院围绕争议焦点逐一论证，遵循“要件式审判”思路，驳回甲公司全部诉求，裁判逻辑对法律解释及证据适用具指引性。
裁判要旨：乙业主大会与丙公司自2008年起存在基站电费收取事实合同关系，2017年签订的《供、用电单位电费缴纳协议》明确标准及结算方式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合法有效；乙业主大会按协议收款，属“有法律依据的利益取得”，不符合不当得利核心要件。
法律分析：《民法典》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，不当得利“无法律依据”指缺乏“约定依据”或“法定依据”。本案中，乙业主大会与丙公司的协议构成“约定依据”，且已实际履行多年，形成稳定合同关系；同时，乙业主大会代表业主意志，收取电费属业主共有利益，进一步说明利益取得正当性。
裁判要旨：甲公司认可收到80000元收据款项（虽主张为“物业费补贴”但无证据），结合王某取款记录（与电费支付时间、金额高度关联），可认定乙业主大会已支付2016-2020年电费135000元；此外，2021年协议变更后，甲公司收取此前电费59680.5元，上述款项已覆盖其垫付成本（2015年10月-2020年10月垫付115690元），甲公司无实际损失。
法律分析：依据《民诉法》第六十七条，甲公司主张“收据款项为补贴”需举证，但其未提交证据，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；乙业主大会提交的收据、取款记录形成完整证据链，符合民事证据“高度盖然性”标准。同时，不当得利“受损失”需满足“损失与得利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未弥补”，本案甲公司成本已覆盖，无损失。
裁判要旨：甲公司2016年入驻后持有基站电表小屋钥匙，2018年1月30日开具“2017年度电费”收据，此时应知晓乙业主大会收取丙公司电费，诉讼时效自2018年1月30日起算；至2024年7月起诉，已超过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时效，且甲公司无证据证明时效中断、中止，诉求超时效。
法律分析：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，诉讼时效自权利人“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”起算。甲公司作为物业，负有管理义务，持有钥匙可核查用电情况，开具电费收据进一步证明其知晓款项与电费相关，时效起算点认定有事实依据；乙业主大会提出时效抗辩后，甲公司未举证中断、中止情形，法院支持抗辩。
裁判要旨：乙业主大会系依法成立的业主自治组织，具独立民事主体资格，可独立享有权利、承担义务；李某作为负责人、王某作为成员，签订协议、支付电费属职务行为，法律后果由乙业主大会承担；甲公司主张“二人恶意转移资金”但无证据，故二人非适格被告。
法律分析：依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，业主大会虽非企业法人，但具“准法人”资格，可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（《民诉法解释》规定）；李某、王某行为以乙业主大会名义实施，款项流向合法，无证据证明二人侵占款项，行为后果归属于业主大会，个人不担责。
1.清晰包干制费用边界：明确包干制下，物业垫付电费可通过结算弥补成本，业主大会与第三方电费协议（高于垫付标准）属业主共有利益分配，不构成不当得利，避免“包干制即物业承担全部费用”的片面理解。
2.严谨审查证据链：法院结合“时间关联性”“金额匹配性”认定乙业主大会付款事实，对甲公司无证据抗辩不予采信，体现“实质审查”思路，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。
本案判决对律师实务、物业与业主大会合规管理具指导意义，同时暴露出司法实践需探讨的问题。
1.不当得利抗辩策略：紧扣“三要件”突破——“无法律依据”抗辩需收集业主大会与第三方协议、履行证据；“受损失”抗辩需收集付款凭证，反驳物业无证据主张；“诉讼时效”抗辩需梳理物业知晓权利受损节点，要求其举证中断、中止情形。
2.被告主体适格性抗辩：提交业主大会成立备案文件、负责人任职证明，主张行为属职务行为；要求物业举证“个人滥用职权”，否则请求驳回对个人起诉。
3.证据准备核心：确保证据相互印证，如协议对应转账记录、付款对应收据、电表记录对应垫付发票，避免证据碎片化。
1.物业企业：签订合同时明确“公共设施电费承担方式”（包干制约定补偿标准、结算周期；酬金制明确报销方式）；垫付后留存发票、电表照片等证据，定期提交明细表由业主大会确认；收取费用时要求业主大会在收据注明“电费补偿”。
2.业主大会：与第三方签订电费协议时，明确标准构成、付款周期及与物业结算衔接，报业主备案；支付电费补偿优先通过公户转账（备注用途），若用个人账户，留存付款决议、收款确认。
1.积极影响：推动物业与业主大会“权责清晰化”，促使双方签订合同时明确电费条款，减少纠纷；引导法院严格适用不当得利要件，避免物业随意主张。
2.争议点观察：一是“物业费补贴”认定，若物业提交间接证据（会议纪要、录音），法院是否认可；二是诉讼时效起算点，若物业主张“不知收款具体金额”，法院是否以“知晓金额时间”为起算点，需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。
本案判决核心价值在于：严格适用《民法典》不当得利规定，结合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界定业主大会主体资格，明确物业与业主大会基站电费争议裁判标准——业主大会依合同收款合法，物业“损失”需实际未弥补，业主大会成员职务行为不担个人责任。
对律师而言，本案提供“要件式抗辩”“证据链构建”思路；对物业与业主大会，警示其明确合同条款、重视证据留存；对司法实践，为同类纠纷提供可复制裁判逻辑，助力“同案同判”。未来，此类纠纷解决将更依赖“合同约定明确性”与“证据充分性”，这是实务中需重点关注的方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