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4月2日，李某因腹部疼痛至被告处就诊，初步诊断为胆囊结石、胆囊息肉；4月7日住院，4月9日行腹腔镜胆囊摘除术，4月11日出院，出院诊断包含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、高血压病等。
出院后病情未好转，4月25日至被告急诊，诊断为黄疸、腹痛（胆囊切除术后）；当日转至天津市某1医院，入院记录显示“术后出现上腹部疼痛伴皮肤巩膜黄染，肝功能异常，考虑胆囊术后胆道损伤”，该医院于4月26日行胆管穿刺引流术等治疗，5月8日出院，西医诊断为胆管损伤、梗阻性黄疸等，明确“损伤原因系不恰当手术的实行”。
2021年5月至2022年3月，李某多次在天津市某2医院治疗，先后诊断为胆管闭塞、胆漏、腹膜炎等，接受ERCP、胆管修补术、胆管空肠吻合术等多次手术，最终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。
天津市某3医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载明：
1.被告在手术中未尽谨慎高度注意义务，操作不规范，造成胆道损伤，存在医疗过错；
2.过错与损害后果（胆管损伤、闭塞等）存在因果关系，系“主要原因”（现代医学虽难以完全避免腹腔镜手术的胆道损伤风险，但及时发现和处理可避免现有后果）；
3.李某构成八级伤残，误工期90日、护理期60日、营养期120日。
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，过错与李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？
原告主张按90%比例赔偿，被告仅同意承担60%，责任比例应如何确定？
原告主张的医疗费、住宿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项目及金额是否合理？
法院采信鉴定意见，认定被告在手术中存在“操作不规范、未尽高度注意义务”的过错，且该过错是导致损害后果的“主要原因”（而非单纯手术固有风险），因果关系成立。
结合鉴定意见中“主要原因”的结论，综合考虑医疗风险、被告过错程度（未及时发现和处理损伤），认定被告承担90%的赔偿责任（被告主张的60%未被采纳，因鉴定明确“及时处理可避免现有后果”，被告过错程度较高）。
支持项：医疗费（凭票据核算253,534.56元）、护理费（按护理期60天及居民服务行业工资计算8,631元）、营养费（营养期120天，按50元/天支持6,000元）、住院伙食补助费（99天×100元/天=9,900元）、辅助器具费（结合八级伤残酌定3,000元）、残疾赔偿金（按2021年天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77,229元）、鉴定费（17,700元）、精神损害抚慰金（结合八级伤残及过错程度酌定20,000元）。
驳回项：住宿费（原告及陪护人均在天津就医，无外地治疗必要）、治疗和康复的“其他合理费用”（无法律依据）、病案打印费（无依据）。
各项损失合计376,994.56元（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），按90%计算为339,295.10元，加精神损害抚慰金20,000元，共计359,295.10元。
医疗记录的完整性：本案中，原告提交了被告及后续就诊医院的完整住院病案、急诊记录、手术记录等，清晰还原了诊疗全过程，为鉴定机构分析“过错与因果关系”提供了关键依据。
费用票据的关联性：法院对医疗费的认定严格以票据为依据，对无票据或与损害无关的费用不予支持，提示当事人需妥善保存所有医疗收费凭证，并标注费用与损害的关联性（如后续治疗与胆道损伤的直接关联）。
鉴定事项的明确性：原告申请鉴定时，明确要求对“过错、因果关系、原因力、伤残等级、三期”进行鉴定，全面覆盖案件争议点，避免因鉴定事项遗漏导致事实认定障碍。
鉴定意见的攻防焦点：被告虽主张“原告自行出院延误治疗”，但鉴定意见明确“损害主要因手术过错及未及时处理导致”，法院最终以鉴定意见为核心裁判依据，提示当事人应重视鉴定程序中的质证（如对鉴定机构资质、分析逻辑的审查）。
项目的法律依据：原告主张的“治疗和康复的其他合理费用”因无充分证据未予支持，提示赔偿项目需严格依据法定范围（医疗费、护理费、残疾赔偿金等）。
金额的客观性：营养费、交通费等“酌定项目”需结合实际情况主张（如原告主张100元/天营养费未被支持，法院按50元/天酌定），当事人应提前参考当地司法实践标准（如天津地区营养费通常为30-50元/天）。
被告主张60%责任的理由未被采纳，核心在于鉴定意见明确“及时处理可避免现有后果”，即被告的过错不仅是“手术操作失误”，还包括“术后未及时发现损伤”，过错程度更高。提示医疗机构在抗辩时，需结合诊疗规范说明“已尽到注意义务”，患者方则需重点证明“医疗机构违反诊疗规范的具体行为”。
本案作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典型案例，明确了三大裁判规则：
（一）手术固有风险与过错的区分
腹腔镜手术虽存在胆道损伤的固有风险，但医疗机构因“操作不规范、未及时处理”导致损害扩大的，应承担主要责任（而非以“风险不可避免”免责）。
（二）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标准
法院对鉴定意见的采信需结合“过错行为的具体表现”（如本案中“未及时发现损伤”加重过错），而非简单按“主要原因”直接定责。
（三）赔偿范围的法定性与合理性平衡
对法定赔偿项目严格按证据认定，对酌定项目结合伤情、过错程度合理确定，既保护患者权益，又避免过度赔偿。
本案对同类医疗损害案件的事实认定、责任划分及赔偿计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，体现了“过错责任原则”在医疗纠纷中的精准适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