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企业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，债权人代位权作为突破合同相对性、保障债权实现的重要制度，其适用边界常因涉及政策性因素而引发争议。本文以一起劳动债权代位求偿案为研究对象，该案中，劳动者（债权人）因债务人（用人单位）无可供执行财产，代位向次债务人（国有企业）主张借款债权，而次债务人与债务人以“政府隐性债务”“专款专用”为由抗辩。法院最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三十五条支持了债权人的代位权主张。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：明确了“政府隐性债务”背景下债权人代位权的适用条件，厘清了“怠于行使权利”的认定标准，为同类涉及国有主体、政策性融资的代位权纠纷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思路，对律师实务中债权保全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1.债权基础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到期债权
张某与丙公司存在劳动争议，某地法院于2024年7月作出生效判决，判令丙公司向张某支付工资70,779.17元及经济补偿金156,829.57元（合计227,608.74元）。判决生效后，丙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，张某申请强制执行。因法院未发现丙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于2025年3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，张某的债权未获清偿。
2.次债权事实：用人单位对国有公司的借款债权
2022年12月，丙公司（甲方）与乙公司（国有企业，乙方）签订《借款协议书》，约定：因乙方资金被统筹调度产生缺口，丙公司向其提供借款5,581,560.83元，借款利率为6.2%（参照同期平均融资利率），未约定还款期限；款项到账后一次性汇入乙方账户，用于偿还乙方到期贷款利息。协议签订后，丙公司按约支付款项，但截至张某起诉时，乙公司未偿还借款，丙公司亦未通过诉讼或仲裁主张权利。
3.抗辩理由：政策性债务的抗辩主张
乙公司辩称，案涉借款系为解决政府债务，其自2024年起存在欠税，无能力偿还。丙公司述称，案涉借款属政府隐性债务，系经区领导协调的“专款专用”资金，用于统筹偿还国资系统企业贷款利息，不应被代位主张。
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焦点系张某是否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债权人代位权行使条件，具体可分解为三个子问题：
1.张某对丙公司是否享有合法且到期的债权？
2.丙公司对乙公司是否享有合法且到期的债权？
3.丙公司是否存在“怠于行使债权”的行为，且该行为已影响张某债权的实现？
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，其裁判逻辑围绕代位权的三大构成要件展开，体现了对法律条文的严格解释与实务需求的平衡。
法院认为，张某对丙公司的债权已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，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已届满，且经强制执行未获清偿，符合“合法且到期”的要件。
法律分析：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三十五条，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需满足“合法”与“到期”双重属性。“合法”通常要求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无瑕疵；“到期”则指履行期限已届满且债务人未履行。本案中，劳动争议判决已生效，丙公司未按判决履行，张某的债权显然符合该要件。
法院认定，丙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《借款协议书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合法有效。协议未约定还款期限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六百七十五条，“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；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”，且乙公司与丙公司均认可借款未偿还，故丙公司对乙公司的债权已到期。
法律分析：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“合法性”需审查债权基础（如合同效力）；“到期性”的判断需结合约定履行期限，无约定时应认定为“可随时主张”，即债权人催告后合理期限届满或次债务人明确拒绝履行时视为到期。本案中，《借款协议书》有效，且双方均认可债务未清偿，即使无明确履行期限，亦应认定债权已到期。
法院指出，丙公司对乙公司的借款债权已到期，但未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主张权利，构成“怠于行使权利”；同时，因丙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，其怠于行权直接导致张某的债权无法实现，符合代位权的因果关系要件。对于乙公司与丙公司提出的“政府隐性债务”“专款专用”抗辩，法院认为，上述理由未否定债权的合法性，亦不能构成对抗外部债权人代位权的法定事由。
法律分析：“怠于行使权利”的核心判断标准是“债务人是否在合理期限内通过诉讼或仲裁主张权利”（《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》）。本案中，丙公司在借款到期后长期未采取法律手段，显然构成怠于行权。关于“政府隐性债务”的抗辩，法院坚持“债权性质与代位权无关”的原则——只要债权合法存在，政策性背景不能成为次债务人或债务人对抗代位权的理由，否则将架空代位权制度的债权保全功能。
本案判决对律师办理同类代位权纠纷具有重要实务指导意义，同时为企业法务在债权管理与风险防范方面提供了明确指引。
1.债权确认阶段：固定“合法到期债权”的证据
债权人需通过生效判决、仲裁裁决或无争议的债权凭证（如欠条、还款协议）确认对债务人的债权。对于劳动债权、工程款等特殊债权，应优先通过法律程序确权，避免因债权瑕疵影响代位权主张。本案中，张某的劳动债权经判决确认，为代位权行使奠定了基础。
2.次债权审查阶段：聚焦“合法性”与“到期性”的举证
律师需重点核查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基础（如合同、转账凭证），确认债权真实合法；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权，可通过“催告函+次债务人拒绝履行”的证据链证明到期性。本案中，《借款协议书》及双方认可未还款的事实，直接证明了次债权的合法性与到期性。
3.“怠于行使权利”的举证策略
律师可通过查询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涉诉记录（无诉讼/仲裁信息）、次债务人的自认（如本案中乙公司认可未还款）等证据，证明债务人未采取法律手段行权。若债务人主张“已通过协商主张权利”，需进一步举证协商的具体过程及效果，否则不构成对“怠于行使”的抗辩。
4.应对“政策性债务”抗辩的思路
当次债务人或债务人以“政府指令”“专款专用”等为由抗辩时，律师应紧扣“债权合法性不受政策性因素影响”的核心观点，强调代位权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债权实现，政策性背景仅属内部关系，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。本案中，法院对“政府隐性债务”抗辩的否定，为此类情形提供了直接参考。
1.债务人（如丙公司）的风险防范
企业对到期债权应及时通过诉讼或仲裁主张权利，避免因“怠于行使”导致债权人行使代位权，丧失对次债务人的抗辩主动权。对于涉及政府协调的债务，应在合同中明确履行期限与争议解决方式，避免因“政策性”模糊债权状态。
2.次债务人（如乙公司）的风险应对
国有融资平台等涉及政策性融资的企业，应规范借款合同的签订与履行，对无明确履行期限的债务，可通过主动协商确定还款计划，避免被认定为“债务到期未履行”；同时，不得以“政府隐性债务”为由对抗合法代位权，需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提出抗辩。
1.“合理期限”的认定标准
本案中，法院未明确“债务人应在多长时间内主张权利”才不构成“怠于行使”。未来司法实践中，可能需要结合债权金额、行业惯例、当事人协商情况等细化“合理期限”的判断，避免标准过于模糊。
2.政策因素对债权效力的影响
若案涉借款被认定为“违反政府性债务管理规定”，其债权合法性是否受影响？本案未涉及该问题，但未来若出现此类情形，需进一步探讨“行政合规性”对民事债权效力的影响边界。
本案判决通过严格适用《民法典》第五百三十五条，明确了债权人代位权在涉政府隐性债务关系中的适用规则：债权合法性与到期性的判断应回归民事法律标准，“怠于行使权利”以“未通过诉讼/仲裁主张”为核心标尺，政策性背景不得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法定代位权。该判决为律师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清晰的举证思路与抗辩策略，也为企业在债权管理中平衡政策性需求与民事合规性提供了指引，具有重要的实务参考价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