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建设工程领域，建设工程一切险作为分散工程风险的重要工具，其项下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范围与保险责任认定常因“保险标的界定”“事故关联性判断”等问题引发争议。本文以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为研究对象，该案中，甲工程公司就承建项目向乙保险公司投保建设工程一切险（含第三者责任险），后因火灾导致案外人移交的甲供施工物资损毁，双方就损失是否属于理赔范围产生争议。一审法院支持甲工程公司的理赔主张，二审法院则撤销原判、驳回其全部诉请。
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：明确了建设工程一切险中第三者责任险的核心适用条件——“事故与承保工程直接相关”，厘清了“保险标的范围”与“保险人责任条款”的区分边界，同时细化了投保单与保险单效力冲突的裁判规则。对于律师办理同类保险纠纷案件、保险公司规范承保流程、工程企业防范投保风险均具有重要实务参考价值，为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的裁判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。
2019年9月，甲工程公司就其承建的“某地某光伏项目二期工程”向乙保险公司投保建设工程一切险，保险范围包括财产损失险与第三者责任险，其中第三者财产损失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500万元，保险费合计45532.48元。保险单明细表载明，财产损失险的保险标的为“工程承包价”，未明确包含甲供施工物资；保险条款约定，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为“因与承保工程直接相关的意外事故，引起工地内及邻近区域的第三者财产损失，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”。
2020年1月，甲工程公司在承建案涉工程期间发生火灾，导致案外人丙公司（工程发包方）移交给其保管使用的甲供施工物资（太阳能面板）部分损毁。后经某地消防救援部门出具《火灾事故认定书》，认定起火地点为“某地另一区域的荒草区域”（非案涉工程施工区域），起火原因“排除雷击，不排除遗留火种、飞火引发”，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为10165155元。
甲工程公司向乙保险公司申请理赔，乙保险公司以“受损财产不属于保险标的”“事故与承保工程无直接关联”为由拒绝赔付。甲工程公司遂诉至法院：
1.一审阶段：一审法院认为，受损太阳能面板系“与实施工程合同相关的财产”，属于保险标的；火灾发生在保险期间内，符合第三者责任险理赔条件，故判决乙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475万元（扣除5%免赔额后）及逾期付款利息。
2.二审阶段：乙保险公司上诉称，起火地点非施工区域、事故与工程无直接关联，且甲供物资未纳入工程承包价，不属于保险标的；甲工程公司辩称，投保时已提交含“特别约定”的投保单（乙保险公司未留存），投保单效力应优先于保险单，且乙保险公司未履行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。二审法院最终撤销一审判决，驳回甲工程公司全部诉请。
结合案件事实与诉讼主张，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焦点可分解为三项，均围绕建设工程一切险中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认定展开：
1.案涉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范围？（核心是“事故与承保工程直接相关”的判断）
2.受损的甲供施工物资（太阳能面板）是否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？（核心是“工程承包价”的范围界定）
3.本案能否依据甲工程公司主张的“含特别约定的投保单”确定保险责任？（核心是投保单与保险单的效力冲突规则）
二审法院围绕上述争议焦点，结合法律规定与保险合同约定，作出了逻辑严密的裁判，其核心裁判要旨及法律分析如下：
二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建设工程一切险条款》中第三者责任险的约定，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“意外事故与承保工程直接相关”。本案中，《火灾事故认定书》明确起火地点为非施工区域（某地另一区域荒草区），且火灾发生时案涉工程已停工放假，无施工人员或设备参与；结合现场勘验记录（起火点有烟花爆竹残骸），可排除事故与工程施工、管理、设备使用等环节的关联性，故案涉事故不属于“与承保工程直接相关的意外事故”，损失不纳入第三者责任险理赔范围。
第三者责任险的本质是“对被保险人因工程相关事故对第三者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承保”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第六十五条），其核心构成要件之一是“事故与工程的直接关联性”。判断该关联性需满足两项标准：
空间关联：事故发生于“工地内及邻近区域”，且与工程施工区域存在物理上的直接关联；
因果关联：事故由工程施工、设备操作、现场管理等与工程实施直接相关的行为引发。
本案中，起火点位于非施工区域，且事故发生于工程停工期间，无任何工程相关因素参与，显然不符合“空间关联”与“因果关联”的双重标准，二审法院的认定符合保险条款的文义解释与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。
二审法院指出，案涉保险单明细表明确约定财产损失险的保险标的为“工程承包价”，而甲供施工物资（太阳能面板）未包含在甲工程公司与丙公司的工程承包合同总价中，亦未在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为保险标的；一审法院以“与工程相关”为由扩大保险标的范围，违背了保险合同“列明式承保”的原则（即保险标的需以合同明确约定为准），故受损太阳能面板不属于保险标的。
根据《保险法》第十八条，保险合同应当载明保险标的，未明确约定的财产不属于保险标的。建设工程一切险中，“工程承包价”作为保险标的时，其范围以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人负责采购、施工的财产为限，甲供物资因所有权归发包人且未计入承包价，通常不纳入承保范围，除非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。
本案中，保险单未将甲供太阳能面板列为保险标的，甲工程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就该物资投保达成合意，故二审法院否定其保险标的属性，符合“保险标的法定主义”与合同相对性原则，避免了保险人承保范围的不当扩大。
二审法院认为，甲工程公司主张“投保单含火灾损失特别约定”，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投保单存在；相反，乙保险公司提交的双方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投保过程中仅通过微信传递投保单模板，甲工程公司未提交书面盖章投保单，且双方未就“火灾损失特别约定”进行协商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，甲工程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，故其主张依据投保单确定保险责任的理由不成立。
投保单与保险单均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二者内容冲突时，原则上以投保单为准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四条），但该规则的适用前提是“投保单真实存在且内容明确”。
本案中，甲工程公司作为主张“投保单存在特别约定”的一方，负有举证证明投保单真实性及内容的义务；因其无法提交证据，且乙保险公司的证据（微信聊天记录）足以证明投保过程中无书面盖章投保单，故二审法院未支持其主张，符合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，同时警示当事人需妥善留存投保文件，避免因证据缺失承担不利后果。
本案判决不仅明确了建设工程一切险中第三者责任险的适用边界，更为律师、保险公司、工程企业提供了具体的实务操作指引，同时也暴露出当前保险实务中的部分争议点，值得进一步关注。
事故关联性抗辩：重点收集《火灾事故认定书》《现场勘验笔录》、工程停工证明等证据，从“空间”“因果”两方面证明事故与工程无直接关联，否定第三者责任险的适用前提；
保险标的抗辩：调取工程承包合同、保险单明细表，证明受损财产为甲供物资且未计入工程承包价，不属于保险标的；
证据固定：留存投保过程中的沟通记录（如微信、邮件）、保险费支付凭证，防止对方虚构“投保单特别约定”。
保险标的举证：若主张甲供物资投保，需提交保险合同补充协议、保险人确认函等证据，证明双方就该物资承保达成合意；
投保单举证：若主张投保单有特别约定，需提交书面盖章投保单、双方协商记录等，避免因证据不足承担败诉风险；
免责条款抗辩：若保险人未履行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，可提交保险条款（无加黑加粗）、投保人声明（无签字）等证据，主张免责条款无效。
要求投保人提交书面盖章投保单，并留存原件，避免仅通过电子方式传递模板，防止后续就投保单内容产生争议；
在保险单明细表中明确“保险标的范围”，尤其是甲供物资、临时设施等是否承保，避免模糊表述；
对保险条款中的“责任范围”“保险标的”条款进行加黑加粗提示，虽此类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（《保险法解释（二）》第九条），但明确提示可减少后续争议。
拒赔通知中应列明所有拒赔理由（如“事故与工程无关联”“受损财产非保险标的”），并注明“不排除其他拒赔原因”，避免因遗漏理由导致后续抗辩受限；
委托公估机构评估时，需先取得投保人同意函，确保公估报告的证明力，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公估结论不被法院采信。
投保建设工程一切险时，若需将甲供物资、临时设施等纳入承保范围，应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，避免仅口头沟通；
妥善留存投保单、保险单、沟通记录等文件，尤其是涉及“特别约定”的内容，需以书面形式确认，防止后续举证困难。
事故发生后，第一时间向消防、公安等部门报案，获取《事故认定书》《现场勘验笔录》等官方证据，明确事故原因与地点；
向保险人报案时，详细说明事故情况，避免因表述不当影响理赔，同时留存保险人的拒赔通知、沟通记录，为后续诉讼准备证据。
本案中，二审法院以“起火点非施工区域+工程停工”为由否定关联性，但实践中“邻近区域”的范围、“间接关联事故”（如工程施工粉尘引发邻近区域火灾）是否属于承保范围，仍缺乏明确标准。未来司法实践中，可能需要结合工程规模、事故原因、距离等因素进一步细化判断规则，避免裁判尺度不一。
若工程企业与保险人约定“甲供物资纳入保险标的”，但未明确该物资的价值、数量，后续发生损失时如何确定赔偿金额，目前尚无统一裁判规则。建议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甲供物资的投保金额、赔偿限额，避免因约定不明引发新的争议。
本案判决通过对“事故关联性”“保险标的范围”“投保单证据效力”的严格认定，清晰划分了建设工程一切险中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边界，既维护了保险人的合法权益，也防止了被保险人滥用保险请求权。对于律师而言，本案提供了同类案件的举证、抗辩思路；对于保险公司，本案警示其需规范承保流程、留存证据；对于工程企业，本案提醒其需明确投保范围、妥善保管文件。
未来，随着建设工程领域风险的复杂化，建设工程一切险的争议可能进一步增多，司法实践需继续细化裁判规则，平衡各方利益，推动保险制度在工程风险防范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。
